南中國海歷史之筏

所謂的中國戲曲，一直到公元1000年前後才形成成熟體系，不但遠晚於希臘和印度戲劇，其形式、內涵亦與印度戲劇頗為類同，兩者關連耐人尋味。 戲曲藝術源於印度 東亞大陸的戲曲受印度影響，上世紀三十年代已有學者論述，王國維、許地山都研究過。在前人基礎上，鄭振鐸更上層樓，明確表示劇曲乃起源於梵劇。 雖然梵劇與戲曲的淵源已見端倪，卻由於梵劇早趨消亡而苦無實例。西方學者一度以為梵劇已絕跡於世上，但原來印度南方的喀拉拉邦一直保存了一種稱為Kootiyattam的表演藝術，是梵劇的最後遺嗣，也是解讀東亞戲曲的「羅塞塔石碑」。1987年，德國 學者 Helga Werle-Burger 考察過Kootiyattam之後，認為中國戲劇是在此影響下成型的。 梵劇東傳催生中國戲曲 梵劇傳統上是在廟宇中上演，以酬神為目的。梵劇表演共冶音樂、舞蹈、唸白於一爐，與戲曲的唱、做、唸、打一致。梵劇有「前文」，戲曲也有「開場」。梵劇的Nayaka、 Nayika 、Vidushaka，對應戲曲的生、旦、丑。梵劇演員以臉部化妝表達角色，與戲曲的臉譜相似。戲曲中的造手，也是來自佛教手印和印度舞蹈。 傳統上Kootiyattam是在廟宇裏的劇場上演，直至1960年才首次在其他地方公開演出。 「幾乎每個劇種都使用的蘭花指，就與密宗的蓮花指極為相似。」山東藝術學院學報曾專題介紹戲曲造手與佛教手印的關係。 鄭振鐸追溯戲曲的起源，得出以下的發展路徑： 希臘戲劇→印度梵劇→宋元南戲→中國戲曲 「當時 中印交通非常頻繁，印度的戲曲很發達，隨之傳入中國，故受其影響。有人說中國戲很像希臘古典戲劇，這可能因印度戲受希臘戲劇影響，而我們又受印度影響之故。」 —《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戲曲傳統》   批判大會徹底否定「印度影響論」 鄭振鐸就戲曲起源研究付出心血，後來卻放棄了自己的學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鄭振鐸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學術批判會」上，進行自我批判：「 我當時認為印度受希臘影響，中國受印度影響，結果還是中國受希臘影響。這是不對的。我過分強調了印度影響。 」 Helga Werle-Burger的觀點，卻與鄭振鐸的初心一致，肯定了梵劇影響重大深遠。就如佛教一樣，梵劇的藝術形式傳播到東土以後，反為在印度本土凋零。由鄭振鐸的考研可以看出，戲曲起源於梵劇，而且是由南向北影響，現代戲曲大致上都是淅江南戲的後代。由此推斷，...

首先在將經濟上的交易說成是施予、養育，再渲染成雙方血濃於水，最後就自古是某某的一部分。如此宣傳，並非新近的發明，實際在歷史上一再發生。上世紀40年代，泰國人就得到了這種「寵幸」。 中國是暹羅的母親? 雖然暹羅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更改國名為「泰國」一事引來中國學術界的群起反對。中國學者認為暹羅改稱泰國是意圖鼓動中國西南的民族意識，甚至將此事連繫到日本帝國侵略，覺得泰國會好像德國入侵捷克一樣侵略中國。 中國學術界作出一連串回應，詮釋了他們如何看待泰國的意識形態。針對西方學者的歷史研究，中國學者按照自己立場論述中國與泰國的關係。他們強調 暹羅是中國的朝貢國 （關於朝貢，中國學者與外界理解亦有很大差異），而且泰國人必須依靠中國才能生存。中國民族學者顧頡剛就是主張「中國養育泰國論」的學者。 「中國確實是暹羅的母國，暹羅的種族、文化、經濟諸端，無一不是我們中華民族所孕育長養起來的。」—— 中國 學者顧頡剛 中國學者還不只滿足於「泰國人受中國所養」的理論。秉承探究到底的精神，他們漸漸發現了泰國人的「真正身份」。著名歷史學者陳序經引用明帝國文獻，指出泰國人根本是中國人，暹羅人「就是中國人，而其文化也完全是中國文化」。 2019年，上游被中國水壩截斷的湄公河嚴重乾旱。泰國人賴以維生的水源來自中國，充分體現了「泰國人由中華民族養育」的理論。 泰王阿南塔瑪希敦，亦稱拉瑪八世，漢名鄭禧。中國學者認為這位國王和他治下的人民都是中國人。 就是不許說泰語 「中國養育了泰國」、「 泰國自古向中國朝貢 」、「泰國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分支」等觀念深深影響中國學者。中國學術界循此方向，繼續發展自己的學術理論。 中國學者的研究拓展到語言學界。西方學者將東南亞和雲南、貴州、廣西等地語言歸入Tai-Kadai語系。如果把Tai譯成「泰」，變相就承認了中國境內有幾千萬泰語人口，跟泰族關係親密更甚於中華民族。為避免如此尷尬局面，中國學者把Tai譯成「汰」，於是中國人說的是「汰語」，跟泰語不同。這些人是「汰族」，是中華民族，跟泰國撇清關係。 直至今日，中國學者仍然稱這些語言為「台語」，決不承認是泰語族。而且一部分中國學者堅持所謂「侗台語」（即Tai-Kadai）是屬於漢藏語系的分支，貫徹「泰國文化是中國文化分支」的思路，形成獨樹一幟，與國際學術界分庭抗禮的流派。 中國學界堅持壯侗語族屬於漢藏語系，成為國際語言研究中獨...

 「在共產國家，選舉不是為了選出管治領袖，而是為了統戰人民和執行政治宣傳。北越也不例外。」—— Howard Penniman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也就是世人所知的北越。胡志明為這個號稱「民主」的新生國家籌備第一場選舉。經歷了漫長帝制和殖民統治的越南人民，終於可以參與一場有越南特色的民主選舉。 選民在河內一個票站投票，看來欣喜雀躍。 印度支那共產黨解散 選舉前夕，胡志明把他15年前在香港成立的印度支那共產黨解散了，然後改頭換面以「越盟」的組織名義活動。 美國情報官員George Carver指出這是為了讓非共產主義者更容易接受越盟政府，是統戰的手段。越南共產黨甚至宣稱他們在1945年至1951年間「不存在」，也沒有以任何名義運作。然而舉世皆知北越政府由始至終是由共產黨牢牢掌控，從無半點鬆懈。 完善選舉制度 選舉在1946年舉行。整場選舉毫無懸念將會由越盟勝出。一些省份根本就沒有選舉，越盟「侯選人」宣布「勝出」躋身國會。即使有舉行選舉的地方，民眾承受極大壓力，因為選舉是記名的。 如果記名投票還不足夠左右選民，以下的制度應該更適合，因為選票隨即蓋印並可以購買食物。在糧食短缺的北越，民眾顯然會作出明智決定。 「我國第一次全國大選於1946年1月6日舉行，這場大選標誌著我國民主制度順應人類歷史發展趨勢的偉大飛躍。」 —— 越南政治軍官學校阮明強博士 有如此完善的選舉制度，越盟果然奪得大多數議席。胡志明在河內得169,222票，以98%得票率當選。啟人疑竇的是，當時河內人口只有119,000人。 雖然選舉大勝，但選舉產生的議員也難以影響到政府。農村政府權力高度集中，緊緊控制於委員會手中，而委員是由高層官員出任。委員會隨時可宣布解散選舉產生的議會，而真正掌握權力的委員會是永久性質的，其會議也是閉門進行。 1946年的越南民主共和國 河內市民在街上支持第一屆國會大選 1946年胡志明在河內以超越市內人口的驚人票數勝出選舉。 人民權利依法保障 第一屆國會選舉圓滿成功，制定的憲法一直沿用至1960年，新一屆國會頒布憲法，再次完善了共和國的法律制度。 越南民主共和國第一屆國會 共和國憲法保障人民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當然人民行使自由不能違反國家利益。 「國家禁止任何人利用民主自由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 憲法第38條 憲法也照顧到人民的風俗，幫助他們培養...

「台灣人到日本靖國神社，也應該鞠躬一下，這是尊重彼此國家」——李登輝 靖國神社，一個反覆見於新聞媒體的地方，無數人情緒受其刺激，足以攪動國際政治氣候。撇開無日無之的爭議，你可知道靖國神社的建築歷史？ 2007年，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參拜靖國神社。他的親兄死後一直在靖國神社受到祭祀。 神明造建築 本殿是神社參拜中心，其建築樣式極為豐富，當中意義特殊，同時有最悠久歷史的是一種稱為「神明造」的方式。靖國神社前身是東京招魂社，其本殿就屬於神明造樣式。 東京招魂社建於1869年，紀念死於戊辰戰爭的維新志士。 神明造建築常見於神道場所，神道教之中地位最崇高的 伊勢神宮 本殿也屬於神明造。當中的一些特徵是 伊勢神宮 獨有，稱為「唯一神明造」，顯示伊勢神宮的尊崇地位。 現今靖國神社主殿依然沿用神明造樣式。而由神明造演變而來的「流造」亦是日本全國最廣泛採用的神社樣式。遊覽日本的神社時，不妨留意是否有神明造、流造等特徵。 伊勢神宮的神明造樣式。 神道建築文化源流 神道號稱有「八百萬神明」，是日本民族信仰，而神社無疑為窺視日本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神道建築元素的來源，可能讓 東南亞人民有似曾熟悉的感覺 。 日本文化學者Edwina Palmer指出，神明造跟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的傳統建築極為相似，可能是東南亞族群遷入日本列島所帶來的建築文化，與南島語族密切相關。究竟古人是如何將此建築文化傳入日本的呢？ 印尼的傳統建築Rumah Adat 南島語族的傳統建築 海洋族群信仰與文化傳入日本 三萬年前，新石器時代人類乘著黑潮，從台灣划獨木舟抵達與那國島。日本歷史學者海部陽介曾主持團隊以古老的傳統技術重現這個過程，他認為這就是人類最早遷入日本的其中一條路線。 冰河時期，現今東南亞有一片陸地，稱為巽他大陸，適合人類居住。約一萬年前開始，海平面上升，巽他大陸逐漸被海水淹沒，住民帶著航海技術等各種文化外逃。Edwina Palmer指出，東南亞住民可能沿兩條路線進入日本。 1. 沿越南、華南海岸，經台灣到達日本。 2. 印尼、菲律賓等島嶼之間遷移，經台灣到達日本。 類似神明造的建築就是隨著族群遷徙，與 泛靈信仰 一起傳入日本，影響了神道教文化，以至靖國神社及其他眾多神社的建築樣式。 日本也有水上人？ 日本列島被海洋包圍，有豐富的海洋生活文化。現代學者認為，歷史文獻中記載的隼人、熊襲、安曇族等族群，都深受南...

「中國人為了欺騙皇帝（他們並非不知道這是個騙局），虔誠地吹噓，彷彿真的是全世界向中國朝貢，但其實真相是中國向萬國朝貢。」——利馬竇 幾個使用漢字的東亞大陸上的帝國，都有「朝貢」傳統。在帝國的話語中，朝貢代表邦國承認皇帝的超然地位，臣服於天子之下。來朝者獻上貢物以示崇敬，皇帝則賞賜更為豐厚的禮物來彰顯天威，也讓落後的番邦仰慕、學習華夏文化。 然而，這到底是事實，還是帝國聊以自慰的荒誕神話？ 《萬邦來朝圖》是半虛構作品，當中的使節從未曾同時訪問紫禁城，繪圖目的是為取悅乾隆皇帝。 「朝貢」是被扭曲變態的貿易 廈門大學教授莊國土指出，「朝貢」、「宗藩」通常是一廂情願，實質上「來朝者」只為通商，根本不認為自己低人一等，更沒有接受中華教化之意。雙方理解的差距在交換文書的重重翻譯中淡化。入貢者的國書本來意思是雙方平等通商，經過翻譯交到皇帝手上則變成誠惶誠恐叩謝皇恩。而皇帝回覆的措詞原本是天朝上國憐憫邊陲蠻夷，翻譯過後就淡化成同意定期通商。於是，雙方都按各自理解來進行所謂「朝貢」。 在緬甸和荷蘭的文書中都發現了這種各自表述的情況。至於通曉漢文的日本，則毫不客氣地回覆明帝國：「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完全否定了「天朝」的超然地位。 「有些抱持民族主義的中國歷史學者爭論他們証明了東南亞是中華皇帝的附庸，古代的中文文獻大多是如此紀錄。但當代東南亞研究認為「朝貢」並非封建制度中的宗藩關係，只是純粹的貿易夥伴關係。」——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日本人入貢撿錢引爆戰鬥 「朝貢」不是國際秩序，反是破壞秩序的禍源。東亞海洋史清楚反映了此事實。 明帝國厲行海禁斷絕貿易，將貨物交流限制在「朝貢」之內，東亞的貿易航線大受干擾。帝國以十倍甚至更多的價錢回贈給來朝者，即是商人以市價購入貨物，再以貢物形式向官方賣出即可獲得暴利，實質上就是派錢。鉅利之下，商人當然想方設法躋身朝貢撿錢行列。 明帝國也知道派錢不能來者不拒，所以限制了入貢的次數、人數、貨量。1523年，日本的大內氏和細川氏兩支使團為爭奪入貢資格而爭拗。寧波官員有收受日本人賄賂，利益轇輵下無法平息風波，結果演變成混戰。政府為了平亂，獎賞平民殺日本人，於是沿海民眾加入戰鬥，一發不可收拾，史稱寧波爭貢事件。 所謂「倭寇」之亂，就是以海禁、朝貢等干擾正常貿...

20世紀一開局，華北便爆發動亂，慘狀駭人。雖然災禍發生在遙遠的北方，但南中國海地區成為軍事動員的基地，為止暴制亂奠定勝利基礎。 參與聯軍進入直隸的八個國家當中，英國、法國、美國都調動了來自東南亞的部隊。 印度士兵乃英軍主力 除了威海衛的艦隊，英國在東南亞擁有的軍事力量亦加入了聯軍，當中以印度裔士兵成為主力。 英軍招募印度土邦參與聯軍，得到非常熱烈的回應。土邦競相投入人力財力，瓜廖爾（Gwalior）、比卡內爾（Bikaner）的王公更親身隨軍前往直隸。 八國聯軍中的印度士兵 比卡內爾土邦大君Ganga Singh以19歲之齡，率領500人兵團作戰，戰績為他贏得「中國之戰獎章1900（China War Medal 1900）」。 首支印度裔軍隊——第七孟加拉步兵團（Bengal Infrantry）於1900年7月登陸大沽口，隨後更多部隊陸續加入，包括香港軍團。 香港炮兵團轟炸天津城 香港在部署、訓練印度裔士兵方面有重要作用。1890年英軍從旁遮普招募1000人成立香港軍團（Hong Kong Regiment）。由香港前往直隸的士兵參與了多場戰鬥，其中在1900年7月1日，50人香港軍團、香港炮兵團的兩台2.5吋火炮，聯同50人日本步兵團、50人美國海軍、100人威爾斯步兵團於天津城外作戰，最後有兩名香港軍團士兵陣亡。7月6日清晨，聯軍首次炮轟天津城，當中有來自香港炮兵團的四台2.5吋前裝綫膛炮。 （參考圖片）香港炮兵團應該就是用同類型火炮轟打天津城。 8月，聯軍推進到北京城外。第一孟加拉騎兵團、第二十四旁遮普步兵團、第七孟加拉步兵團、第一錫克兵團攻入北京。聯軍18000人當中，印度兵團佔了3000人。聯軍目標是解救被拳民、大清軍隊挾持的基督徒和外國人，史稱北京解圍戰。 1900年香港軍團士兵在天津營地整裝。九龍清真寺就是由這支部隊建造。 來自香港的士兵。香港軍團參與北京解圍戰，營救城內被挾持的外國人和基督徒。 法屬印度支那兵團與美軍艦隊 美軍稱此場軍事行動為「中國解圍遠征（China Relief Expedition）」。美國部署在遠東的亞洲分艦隊（Asiatic Squadron）剛打完美西戰爭，正好從菲律賓北上參與聯軍。美國海軍共派遣了12艘戰艦加入戰爭。 布魯克林號（USS Brooklyn）是亞洲分艦隊旗艦，參與了「中國解圍遠征」。香港是這旗艦經常停泊...

19世紀後期，大清國動亂不絕，龐大開銷使國家財政陷入困境。為了彌補赤字，大清國開始覬覦南方的繁榮商港。 香港開埠後成為東南亞重要貿易樞紐，財富引來大清國垂涎。 大清國封鎖香港榨取利潤 以阻截走私為名目，大清國在 出入香港的水道設關卡徵稅 ，又扣押船隻拘禁船員，嚴重破壞香港貿易運作，香港政府譴責這場封鎖行動。 封鎖破壞了香港經濟，卻為大清國帶來巨大利潤。自封鎖開始，廣東稅入急升。1871年粵海關鴉片稅收由168,909兩升至223,147兩。封鎖香港緩解了大清國財政危機，也使北京更肯定此計乃利之所在。食髓知味之下，大清國圖謀在香港搜刮更大利益。 恭親王狂言派員駐守香港執法 1868年至1869年間，英國駐華公使與大清國總理衙門展開談判。英國官僚當中不乏媚華分子，長久以來對華態度軟弱，例如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就被批評為「言論更似是代表中國政府而非女王陛下」。 眼見對手軟弱，恭親王奕訢見獵心喜，提出一項極為挑釁的要求：他希望大清國官員駐守在香港境內徵稅。 如此喪權辱國的條件，即使是阿禮國亦無法接受。他建議「中國皇帝」先派領事駐守香港，不能徵稅但擁有關乎貿易事宜的權力。 此建議提交到倫敦，外交部和殖民地部都同意可行。然而，當消息傳至香港，大眾得知以腐敗見稱的大清國官員可能會在境內執行職務，社會上下一片嘩然。 恭親王奕訢提出要派官員駐守香港境內徵稅，顛覆自由港地位，引發香港市民恐慌，被港督麥當勞嚴厲駁斥。 倫敦施壓，港督不屈服 自封鎖香港開始，港督麥當勞便認為大清國違反了天津條約，野蠻行徑相當於「海盜船」，勒索稅金破壞香港貿易。 麥當勞指出，大清國有責任在自己的港口向卸貨船隻徵稅，而不是把稅關設在香港水域旁，把香港團團圍住向所有出入船隻徵稅，這是極其荒謬的做法。而恭親王甚至提出讓大清國海關駐守香港境內，無異於蔑視香港的自主權。 「貨物還未離開泰晤士河，法國海關便在倫敦橋設關卡徵稅。這正正就是恭親王想在香港做的事情。」——港督麥當勞 就大清國皇帝派領事駐守香港一事，除了商人反對，香港原住民亦深感不安。因為他們本已逃離大清國的壓榨，但現在皇帝的手卻伸向他們。 「中國領事對原住民而言會是個警號。他們原本在殖民地感到很安全，因為遠離了廣東政府的刺探和壓榨。」—— 《The Opium Question in China 1860-1887》 麥當勞對華強硬...